李承乾皱起眉头，思索着已知的信息。

“李佑此人，性情粗暴，不修德业，其舅父阴弘智又常怀怨望，在其身边多有怂恿。”

“加之父皇为其选派的长史权万纪，性情耿直，约束过严，屡次上奏其过失，引得李佑积怨日深。”

“一来二去，身边小人蛊惑，自身又无明智，恐惧与怨恨交织，便铤而走险……大抵，便是如此吧？”

李逸尘静静听完，未置可否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殿下所言，皆是表象，是导火索，而非根源。个人品性、近臣怂恿、君臣失和，这些固然是诱因，但绝非根本。”

“历朝历代，宗室亲王谋逆之事屡见不鲜，岂能尽归咎于个人品性？臣以为，其根源，在于制度！”

“制度？”李承乾一怔，这个角度让他有些意外。

“正是，制度。”李逸尘肯定道，开始引经据典，进行深刻的历史剖析。

“我大唐之前，历代于分封宗室一事上，教训不可谓不深。”

“西汉初年，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，旨在屏藩皇室。”

“然不过数十年，诸王坐拥广土众民，自置官吏，掌握财赋兵甲，尾大不掉，终酿成景帝时‘七国之乱’。”

“若非晁错建言削藩、周亚夫力战平叛，汉室几危。此乃分封过重，赋予藩王实权之弊。”

李承乾点了点，这些都是他知道的。

“及至东汉，光武帝刘秀汲取教训，虽仍封王，然‘惟得衣食租税，不与政事’，藩王权力大减，故整个东汉，宗室为乱者鲜少。此可谓前车之鉴。”

李承乾若有所思。

“东汉之制，确实少了宗室之患。”

“然则，”李逸尘话锋再转。

“魏晋以降，尤其西晋，司马氏以为曹魏孤立而亡，复又大封宗室，并赋予兵权，出镇要地。结果如何？”

“‘八王之乱’骤起，宗室自相残杀，国力耗尽，最终引致‘五胡乱华’，神州陆沉，此乃惨痛至极之教训！”

“其根源，亦是制度赋予藩王过大的军政实权。”

他目光锐利地看着李承乾。

“反观前隋，文帝杨坚代周而立，对宗室防范极严，诸王虽有名号，却近乎圈养于京师，无实权亦无地盘。”

“故隋一代，无宗室之乱，然或也因宗室无力，在杨广失德天下皆反时，竟无一支宗室力量能有效匡扶社稷。”

“先生说的在理，分封权重则易生乱，不分封或过度削弱则皇室孤危……这其间分寸，着实难以把握。”

“殿下明见，正是此理。”

李逸尘微微颔首。

“再看本朝。陛下英明，于分封一事，实则已汲取前朝教训。”

“诸王虽有封国，然多为名义，长史、司马等王府主要官员皆由朝廷任命，掌实务，亲王本人往往留居京师，或即便就藩，亦受严格监督，兵权、财权、地方行政权均受限。比起汉初、西晋，权力已大幅削减。”

“然则，”他语气一转，指向核心问题。

“制度虽定，其执行与细节仍有弊端。”

李承乾之前从未从这个角度深入思考过宗室问题。

在他的认知里，兄弟不睦、父子猜忌，更多是源于个人品性与私欲。

“先生的意思是，”李承乾缓缓开口，试图理清思路。

“即便没有阴弘智的怂恿，没有权万纪的严苛，李佑……或者别的宗室亲王，也可能因为制度本身的问题，而走上类似的绝路？”

“殿下，”李逸尘的声音平稳而清晰。

“个人品性或许决定了一时一地的行为，但制度塑造了行为发生的可能与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