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他自己，看到了潜在风险，却因势单力孤，无法改变局面。

在这场博弈中，他的“不合作”或“反对”策略，在对方联合的“支持”策略面前，显得无力。

接着是“信用”。

李逸尘反复强调，信用如同白纸，一旦玷污，再难复原。

东宫之前苦心经营的债券用雪花盐隐性担保、允许流通等方式，才让债券在民间建立了信任，甚至产生了溢价。

这信用的建立，何其艰难！

而朝廷，拥有更大的权威，本应更珍惜这份信用。

可如今，他们只看到了信用的“借贷”功能，看到了能快速换来钱粮的便利，却忽视了信用的“承载”极限。

东宫的债券和朝廷的债券，看似不同，但在民间看来，都是“官家”的凭证。

一旦朝廷债券因量过大或使用不当出现问题，必然牵连东宫债券。

这就是信用的连带风险。

他李承乾担忧的，正是这种信用的系统性崩塌。

然后是“权衡”。

朝廷只权衡了“得到五十万贯”的即时利益与“可能存在的风险”之间的轻重，并认为利益远大于风险。

但他们没有仔细权衡，或者说选择性地忽略了“风险一旦发生”的代价有多大。

那将是朝廷威信扫地，是民间财富蒸发，甚至可能引发民怨。

这个潜在的“隐形成本”，高到无法估量。

而他们为了眼前的收益，甘愿冒此奇险。

这违背了李逸尘说过的“边际效用”和“机会成本”原理——当投入超过承受的临界点，新增的投入带来的不是正效用，而是负效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