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产、促转型的，不是让你们继续养闲人、拖包袱的！你看看报表，看看账本！如果人员包袱不卸掉，企业效益上不来，下一步银行抽贷怎么办？平安高粱红酒厂撤资怎么办？到时候，这三千多号人连同他们的家属，吃饭问题谁来解决？你钟建能负责吗？！”

梁满仓的语气越说语气越重，手指敲着桌面：“市委于伟正书记对曹河酒厂的改革高度关注，亲自牵线搭桥引进了平安的合作。如果因为我们工作不力，导致改革失败，合作破裂，这个责任，谁担得起？你钟建担得起，还是县委政府担得起？！”

钟建脸色煞白，再也说不出话。

这时，我轻轻咳嗽一声，接过话头。梁满仓也适时地收住了话，端起茶杯，但脸上的余怒未消。

“同志们啊，”我的声音平和，却带着一种定调的力量，“刚才梁县长语气很重，话也说得很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希望在座的各位，特别是酒厂管委会的同志们，都能静下心来，认真地想一想，深刻地反思一下。”

我环视一圈，看到所有人都抬起了头，包括那几个一直努力降低存在感的副厂长。“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啊。我看啊，根子在于，我们有些同志，脑子里‘算计’多了点，‘计算’少了点。”

我特意放慢语速，让这两个发音相近的词显得区别分明。“‘算计’什么？算计个人的得失，算计小团体的利益，算计怎么不得罪人，算计怎么把矛盾往后拖。‘计算’什么？计算企业的生死，计算全县的大局，计算这三千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未来的活路，计算我们曹河县工业发展的出路在哪里！”

“大家掰着手指头算一算，”我伸出三根手指，“棉纺厂，已经躺在那里了，欠银行多少钱？酒厂，去年又亏了多少？银行还能支撑你们几年？县财政又能补贴你们几年？企业办社会，办学校、办医院、管后勤，这些投入大、产出低甚至没产出的事情，在计划经济时期，是贡献，是担当。但现在市场经济了，企业要自己到市场里找饭吃，背着这么沉重的社会包袱，怎么去跟别人竞争？全国多少国企，都在搞主辅分离，剥离办社会职能，这是大势所趋，是不得不走的路！我们曹河，已经比别人慢了几步了！”

梁满仓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书记几句话，就把背景给大家讲清楚了。”

“第二个问题，”我继续说道，“有些同志，没有真正领会，或者说，不愿意去领会县委的意图和决心。县委、县政府下了文件，定了标准，提了要求，到了下面，怎么就变形走样了？怎么就推不动了？找各种理由，讲各种困难。这些理由，这些困难，县委、县政府看不到吗？看得到！但正因为有困难，才需要我们这些干部去克服，去解决！如果什么都一帆风顺，还要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我停顿了片刻，看着钟建，继续道：“今天，我和满仓县长到这里来，不是来听你们汇报困难的，是来现场解决问题、推动工作的。学校剥离，我们定了方向，也给了政策。如果接下来，你们还是抱着过去那种‘等、靠、要’，‘推、拖、绕’的态度，那么，对不起，”

我的目光落在钟建脸上，他不由自主地避开了我的视线，“县委就要考虑，酒厂管委会的领导班子，是不是还适合带领酒厂完成改革脱困的任务。不换思想就换人，这不是一句空话。”

“第三，”我竖起第三根手指，“必须对工作中的惰性、畏难情绪，进行严肃批评。对县委、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，决不能搞变通、打折扣。明明可以主动配合、积极推进的工作，却因为怕惹麻烦、怕得罪人，就找各种理由推三阻四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！”

“第四，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，”我收回手指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，“就是在县工作专班的指导下，把人员分流安